今日观看纪录片《西南联大》第一集，西南联大，感触良多，一个关键词则为西南联大之团结合作，互相退让令人感触良多。
本片的第一集《八音合奏》围绕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长展开，从他们各自的经历、性格、理念、方略，探究三校可以成功“联合”的原因；同时，展现这“共同的经验和价值观”形成的时代背景和走向——爱国、进步、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想在五四时期得以创造、发现和孕育，在抗战时期走向成熟。在这三大师的背后，实际上是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身影。
一代大师者也，三校合办，得有个家底，在战中北大、南开均损失惨重，主要家底来自清华，于是梅先生担当重任，三人中做事最多。
正如冯友兰撰写的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》碑文写到的那样：“三校有不同之历史，各异之学风，八年之久，合作无间。同无妨异，异不害同，五色交辉，相得益彰；八音合奏，终和且平。”
1937年7月，平津陷落。8月 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陆续南迁。
1938年，三校在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，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结束使命，各自北归。
西南联大成立以后，三位校长成为联大最高权力机构——校常委会的常务委员，而最年轻的梅贻琦成为联大的实际掌舵人。在空前的国难面前，没有职务高低，没有论资排辈，共同的目的是：坚持办学，联合到底。三个人各自的担当、退让、隐忍，成就了西南联大联合办学的成功。
梅贻琦、蒋梦麟、张伯苓三人，是中国大学办学第二次大进步的主要推进人选，
蒋梦麟《西潮》中记录了那段历史。
先后发生的九一八事变、卢沟桥事变，三校彻底沦陷，喜迁昆明，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
当时的惨痛，正如纪录片中所说“那时的事，很难用现在的语言说清”。
钱穆《师生杂谈》中记录了那段岁月。
蒋梦麟的“让”，张伯苓的“退”，是西南联大得以维系，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唯一一所坚持下来的联合大学。
西南联大，三人校委会，成就了当时一段佳话。
宋天伦
2019.1.15